小口，沿邊帶寬唇，短直頸，橢圓形扁腹，圈足外撇。造形似蠶繭，故稱繭形壺。頸部和足壁以凸弦紋為飾，橢圓形腹以十二組弦紋等分器表，每組弦紋又可拆解成三道凹弦紋。因口與足係成形後接，故圈足內可見延續自器身的弦紋刻痕。繭形壺多半出土自墓葬，分布區域涵蓋陝西、河南、山西、江蘇和甘肅等省分。此器為清宮舊藏，雖然無法回溯出土地點，但因器形與漢景帝陽陵出土品近似，而可對比出相對的燒製時間，將之視為是西漢（西元前二世紀左右）之物。另外，若參考甘肅馬家源三號墓出土戰國晚期「鞅」字銘青銅繭形壺，也可瞭解青銅質材繭形壺的存在，及其跨質材交流的可能性。此器腹兩面刻乾隆御製詩，一面為〈詠古陶罐〉，詩末鈐「乾」、「隆」兩印。另一面則為乾隆皇帝引用周密《癸辛雜識》的相關記載，文後鈐「齊物」印。循線追查周密轉錄於「燕子城銅印」中的出土資訊，得知至遲至十三世紀時，隨著長安農夫意外發掘到古墓，作為陪葬品的繭形壺已紛紛出土。當時已見大小不同尺寸，均將之統稱為「繭瓶」，以為可以用來養花。由此反映出當面對不認識的清宮舊藏古陶瓷時，乾隆皇帝其實是仰賴文獻記載來解謎。同樣地，通過《清高宗御製詩文集》的編輯出版，從中發現他曾連續三次以此繭形壺為題作詩歌頌。最早一首收錄於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除了透露此品出土的下限外，令人不解的是，即使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透過詩注已經表達出未必相信繭形壺可以養花，卻仍將該詩題於器表。不過回歸至成詩初衷，將質樸的古陶罐和象徵萬事俱備的「坎離既濟」卦象做一連結，讚美此品擁有「壽逾金石貴珠玉」的品級，以及對小口碩腹的造型特徵，亦給予一蓄德的詮釋等，均流露乾隆皇帝對古陶瓷存在一份既仰慕又予以神格化的鑑賞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