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器呈無耳鼓腹圈足簋，圈足光素無紋，後人於鏽上陰刻細線一道權充弦紋，器底外鑿刻銘文三行十三字，字作「泳澤書院銅祭器至正廿六年造」。 泳澤書院乃方國珍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時，因朱熹弭節于此，故于金罍山之東立祠祀之，几席籩豆罍爵之設，亦既完且美矣。堂宇修建始于至正二十五年(1365)春，落成于冬十一月。 器身紋飾風格與出土於洛陽東郊洛河北邙山坡，元代賽因赤答忽墓(至正二十五年，1365)中的黑陶仿古禮器上模印裝飾風格相近。本器銘文屬於印章戳記式，鑿刻於器外底部，這種形式亦見於北京元代居住遺址出土的黑陶獸面紋貫耳瓶，其圈足內模印篆書「潞州會山散人」六字款。 器之撇口與腹部以束頸為界，乃後焊成形，可能是傷殘後補。器身底部有三圓孔，原器應是鼓腹三足鼎，三圓孔是鼎足所在之殘跡，因此本器圈足為後配，今已脫落。圈足形制及尺寸，與西周中期偏早寶雞茹家莊一號車馬坑所出土，車軝之附件相似，兩者都有釘孔，故此器圈足應為西周車馬器之附件，確是「古器今用」之實例。 此器銘文鑿刻而成，無法作為訂年的絕對標準，但全器紋飾仍為宋元風格，器形可能在二十世紀初葉由鼎改製為簋。雖如此，然仍可將此器視作宋、元以來金石學者對古器的研究與實踐，及文人書齋清翫之品味取向的標本。兩者同時都強調古器作為禮之象徵功能，是古之聖人用以載道之物，並有証經補史的正面意涵。若以此文化角度為觀察切入點，那麼這件銅祭器的文化意義，其重要性也就不言可喻了。